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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刑法中特殊形態因果關系判定的路徑

          學術期刊發表網 位置:法律論文 時間:2020-12-16 09:46 (12)

          摘要:摘要: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中,要把握好歸因與歸責,來實現危害結構與危害行為的對接。普通案件通過歸因與歸責來論證因果關系的有無;而對于刑法上存在特殊因果形態之因果關系即多

            摘要: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中,要把握好“歸因”與“歸責”,來實現危害結構與危害行為的對接。普通案件通過“歸因”與“歸責”來論證因果關系的有無;而對于刑法上存在特殊因果形態之因果關系即多因一果或者因果不統一的判斷,則要借助不同的學說加以論證,要構建新的因果關系判斷框架,來具體論證特殊案件中因果關系,以實現公平正義。

            關鍵詞:因果關系;歸因;歸責;特殊因果關系

          我國刑法中特殊形態因果關系判定的路徑

            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存在多種學說,如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客觀歸責理論等,各種學說紛繁復雜,但我國關于因果關系判斷的準則不明確,加之現實中的刑事案件又錯綜復雜,一些特殊案件的因果關系更難以判斷,因此,對普通因果關系應該規范論證方法,而對特殊案件要重構因果關系判斷框架,來具體論證特殊案件中因果關系。

            一、各種因果關系理論的分析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將危害結果與危害行為連接到一起,其目的是對造成損害的行為人進行歸責。大陸法系因果關系學說的發展歷程,從開始的條件說,其主張無前者則無后者,即只要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物理學上的因果,就成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對結果有影響的所有條件等同,這就有擴大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嫌疑;對條件說進行修正的是原因說,其主張,對于刑法因果關系的成立,應該從眾條件中選出最具刑法意義的一個原因,原因說在限制因果關系范圍的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有刑法意義的條件本身帶有主觀性,無法在現實案件中具體應用,存在弊端;在原因說之后,又興起相當因果關系說,其主張根據一般人的社會經驗,某種行為產生某種結果被認為是正當的場合,行為與結果才具有因果關系,這種相當性的判斷應該遵從規制在學界并統一,是行為發生當時來判斷,還是事后判斷?是站在行為人立場判斷,還是站在第三方角度來判斷?關于相當性的判斷,在學界形成了三種學說,其一是站在法官角度的客觀相當性;其二是站在行為人角度的主觀相當性;其三是站在第三人角度,以社會正常人判斷形成的折中說。相當因果關系內部各種主張,導致因果關系的判斷不統一,折射出相當因果關系存在的問題;之后德國學者提出了客觀歸責理論,即當一行為導致一個具體結果發生禁止的危險,或者增加其已經面臨的危險,或者制造另外的危險代替了原來的危險并最終使上述禁止的危險產生現實的結果,則該結果可以歸咎于該行為[1](122)??陀^歸責理論的核心是禁止的危險,其將歸因與歸責加以區分,歸因是一種事實判斷,而歸責屬于實質判斷,做到了從事實向責任的過渡。大陸法系因果關系的發展,伴隨著對當代犯罪行為論以及責任判斷合理化法則之探討。因而整體上因果關系演進的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客觀歸責說雖不乏思辨的色彩,但是總的指導思想是不脫離犯罪與刑事責任范疇,為司法實踐提供理論支撐[2](155)。反觀英美法系的因果關系發展,英美刑法的“雙層次分析理論”將因果關系的確定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事實因果關系,即確定被告行為在事實上引起原告的損害,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不考慮法律與刑事政策的規定,單純從事實出發來界定兩者的因果關系;其二是法律原因,這也是“雙層次分析理論”的關鍵,這關乎如何將事實因果關系納入刑法的規制范圍,使得刑法在限定的犯罪圈內發揮作用,法律原因的認定要以事實因果關系的認定為前提,只有事實因果關系確立后,才有法律原因成立的必要。判斷事實因果關系中的哪一部分為法律原因,英美法系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學者將以下三種原則作為判斷法律原因的準則:其一為通常危險原則,即只要行為人的行為沒有使被害人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而是處于社會通常危險之下,那么該行為就不是該結果的法律原因;其二為合理預見原則,即如果一般理性的社會人認為被告的行為有造成某種結果的危險,那么當這一結果出現時,就應當認為這一行為與該結果發生的法律原因;其三介入行為原則,指在行為發生過程中,介入一個獨立的行為,阻斷了之前行為發生的進程,造成損害后果的發生。同時具備事實原因與法律原因,行為與結果才可能存在因果關系,這是“雙層次分析理論”的特點。

            二、普通因果形態的因果關系刑法判斷

            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是在有關犯罪事件的具體現實的因果事態流程中,濾析出符合刑法上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與特定構成結果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3](85)。我國刑法在“偶然因果關系”與“必然因果關系”的哲學思辨中徘徊,而忽視了刑法因果關系本身的特點,刑法因果關系研究的目的是解決誰的行為引起了危害后果以及是否要承擔責任等一系列問題,并不是在注重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普遍性及規律。我們從解決司法實踐問題出發,在借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因果關系學說的基礎上,尋找新切入點,重構因果關系判斷模式。首先,進行事實的分類,將具有法律價值的事實整理出來??梢越梃b條件說、原因說與相當因果關系說以及社會經驗法則原理,將具有法律價值的事實確定下來。社會經驗法則屬于社會常識性知識運用于因果關系的判斷,像A用刀殺死了B,殺人行為與死亡后果具有因果關系,但我們不會去追究制作刀具行為人的責任,這樣做的判斷就是社會經驗法則指導下的判斷。在利用各種學說與原則確定的具有法律行為致死的事實,即完成了歸因。其次,對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進行法律評價,判斷其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借鑒英美法系判斷法律原因的三大原則,即通常危險原則、合理預見原則、介入因素原則。在綜合考慮的基礎上,來判斷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即完成了歸責。最后,法官在判斷有無因果關系時,要遵循法律關于因果關系的表述,根據當時的刑事政策來綜合判斷案件的因果關系。

            三、特殊形態的因果關系刑法判斷

            (一)假設因果關系

            假設因果關系要解決的問題是,被告人的不法行為雖然引起了危害結果的出現,但假設行為人遵守法規,規范行動,被害人的損害后果仍會發生。如甲在道路上超速駕駛機動車,五歲的乙橫沖馬路,導致乙死亡的結果,之后查明,即使甲當時正常行駛,也會導致乙的死亡結果發生,就假設因果關系。學理上有不同的分析,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之不法行為,雖然不是導致損害發生的原因,但是被告人的不法行為是危害后果發生的不可或缺條件;第二種觀點認為,假設因果關系并非屬于因果關系范疇,其應該屬于損害賠償的范疇;第三種觀點認為,假設因果關系的判定應該參照被告人違背的法規目的來加以判斷。假設因果關系關注的是即使沒有違法行為,危害結果仍會發生,采用第一種觀點,將危害結果的責任全部歸于行為,顯然不符合公平的要求,認同因果關系是純粹的規范性歸責理論,有害于刑罰的正當性,破壞法秩序[4](77)。應該綜合第二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將假設因果關系偏向損害賠償的分攤,考慮到被告違反法規的目的,來判斷其分擔的責任大小。在本案中,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車輛在道路上行駛應該保持在限定的速度內,不能超速以防止剎車不及時,誤傷行人,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行人的生命健康,而且考慮到車輛與行人發生損害時的后果,在立法中也偏向對行人的保護,則在本案中應使駕駛人承擔較多的賠償責任。

            (二)累積因果關系

            累積因果關系是指兩個行為的累積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而且其中任意一個行為都不能導致危害后果,但結合在一起能夠導致結果發生,即甲向丙的飯菜中投放不足以致死的毒藥,不知情的乙同樣向飯菜中投放等量的毒藥,之后丙死亡。按照條件說的理論,甲、乙的行為對丙的死亡屬于等價條件,故甲、乙都構成故意殺人的既遂;但按照相當因果關系學說,甲、乙的行為對丙的死亡雖然具有條件關系,但是缺乏相當性,故甲、乙的行為應該構成故意殺人未遂。從歸因角度去分析本案,甲、乙確實有下毒的行為,但是甲、乙的下毒行為與丙的死亡之間沒有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甲、乙的下毒量均沒有導致丙死亡的客觀危險性,只有導致丙受傷的預期可能,則在歸因上甲、乙的下毒行為與丙的受傷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之后在歸責方面,甲、乙違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以故意傷害的故意,向丙的飯食中投毒,卻造成了丙死亡的后果,在投毒與傷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至于死亡后果屬于過失,故甲、乙應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

            (三)超越因果關系

            超越因果關系包含兩種內涵,其一,一項行為已將實施,但是結果尚未發生時,又有另一獨立的行為介入,在學理上稱為“救助因果關系被阻撓”。例如,甲毒殺乙后良心發現,匆忙送乙去醫院,在途中乙不慎被雷劈死,乙的死亡是否由甲全部負責?其二,甲、乙因瑣事爭吵,甲氣急敗壞推搡乙,乙倒地不起,送醫院時死亡,后診斷為先天性心臟病導致的死亡乙的死亡結果是否由甲的失誤負責?對于超越因果關系的判斷,學理上有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甲的行為既然已經引起危害結果的發生,則事后的行為不再對甲、乙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產生影響;第二種觀點認為,根據法規目的與政策觀點,綜合考慮是否對超越因果關系進行思考;第三種觀點認為,在判斷超越因果關系是否影響甲、乙之間因果關系的判斷時,應該考慮危害行為發生時,超越原因是否可能介入二者的因果關系;第四種觀點認為,超越因果關系屬于損害賠償的問題,并不屬于因果關系的范疇。對于“救助因果關系被阻撓”型超越因果關系,屬于介入因素多條件導致一結果發生。在分析這種因果關系時,應分析介入因素的特性,像案例中,在去醫院途中被雷劈死,介入因素過于異常,足以切斷前行為與死亡結果的因果關系。在考慮介入因素異常性大小時,首先,要從介入因素是否由前行為引起,例如,甲將乙重傷后,將其拋至懸崖邊后離去,乙醒后,不慎掉下懸崖致死。在這個案例中,介入因素的是受害人自己的行為,但是這個介入因素是由前行為引起的,并不異常。其次,考慮介入行為對結果發生的影響力,若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存在巨大的影響力,則足以切斷其與前行為的因果關系,在本案例中,雷劈對死亡結果的影響是巨大的。最后,要綜合前行為與介入因素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高低來綜合判斷,在案例中,甲毒殺乙后,若及時送到醫院搶救,乙的性命并無大礙,但由于中途遭遇雷劈,導致死亡結果,可以看出下毒行為致死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低,而雷劈致死的可能性高。對于受害人特殊體質型超越因果關系,按照條件說,沒有甲的傷害行為乙就不會有死亡的后果,所以二者存在因果關系,即同觀點一;而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說,由于行為人不知被害人的特殊體質,也沒有預見的可能性,所以不具有因果關系。因過失加害他人者,應忍受被害人具有增加損害的可能性及擴大損害范圍之特異性體質,加害人不得以被害人頭殼之異常脆弱作為抗辯[5](57)。被害人身體的異常疾病,即便是重大異常,在加害人加害時,就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給受害人帶來巨大的危害后果,被害人的疾病與異常體質可以看做是危害行為發生的環境條件,不能切斷前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換個角度分析,受害人雖然具有疾病等特異性體質,但是受害人也應該像正常人一樣進行生活,受到法律平等的保護,不能因為受害人異常體質,限制其與他人接觸活動,在損害發生時,應使加害人承擔賠償責任,而非要求受害人對自己特殊體質承擔額外的注意義務,由受害人自己承擔損失。即受害人的特殊體質不應當被評價為受害人的過錯,受害人也不因有特殊體質而被施加更高的自我照顧保護義務,否則不利于保護人格平等、維護自由以及控制風險[6](84)。

            (四)提供不法行為之動機與機會

            提供不法行為之動機與機會是指第三人為行為人提供了不法行為的動機,例如甲誘導乙去殺丙,而乙本來就對丙懷恨在心,遂殺之;或者為不法行為提供機會,例如甲受乙的委托為其看管房屋,但甲卻忘記鎖門,丙隨后進入屋內盜竊,導致行為人對受害人造成了危害結果。對于第三人為不法行為人提供動機與機會的案件,因果關系判斷要遵循實質原因論,即只要第三人對行為人的行動產生了實質的原因力,則就能認定第三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所以在實踐中關于第三人的行為是否產生了實質的原因力就成了關鍵,第三人對行為人的不法行為,提供了強大的心理支持或者機會,而且在行為人本人決定要施行不法行為之前,對行為人的內心起到實質的原因力,具體表現為,使原本沒有殺人意圖或者原本只有傷害意圖的行為人產生殺人的故意;使原本無法入戶盜竊的行為人,得到了入戶盜竊的機會。在判斷第三人是否與危害結果存在因果關系時,要利用“刪除說”,即沒有第三人提供的不法行為之動機或者機會,行為人是否依然會實施不法行為,導致危害結果的產生。若沒有第三人提供的不法行為之動機或者機會,行為人依舊會實施危害行為,造成后果相同的危害結果,那么第三人與危害后果的行為就可以切斷;若沒有第三人提供的不法行為之動機或者機會,行為人就不會實施相應的行為,導致相同的危害結果,或者行為人會實施一種危害較小的行為,造成一個較小的危害后果,那么第三人與危害結果之間便存在著因果關系。(五)擇一因果關系擇一因果關系是指對于同一損害結果,有兩個以上可以獨立導致損害后果的條件,且均沒有意思聯絡,競合后導致危害后果的產生,即共同的加害行為或共同危險行為,學理上稱之為“雙重的因果關系”。擇一的因果關系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積極原因的并存,例如甲乙先后向丙投放了足以致死的毒藥,后丙毒發生亡;另一種是消極的原因并存,例如修理廠的修理工甲將一個存在剎車故障的汽車交給車主乙,乙在行車過程中,因為未及時踩剎車,導致丙死亡。對于擇一因果關系的判斷,大陸法系存在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運用條件關系修正說,即在幾個條件共同導致損害后果發生時,如果排除掉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結果仍會發生。但將所有的條件都排除掉,那么結果將不會發生,則能認定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具有因果關系;第二種觀點認為,通過“合法則的條件說理論”來判斷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其主張放棄原有的條件說,根據自然法則,如果能認定行為導致了結果的發生,那么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第三種觀點認為,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鑒于案件的紛繁復雜,在出現多個條件導致一個結果,應該綜合條件說與自然法則的基本觀點。“合法則的條件說”的判斷依據為自然法則,其范圍龐大,且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對自然法則的認識,難免存在不同,所以很難用于司法實踐,來維持司法的穩定性。傳統的條件說無法處理擇一因果關系[7](35),德國的一些判例傾向于適用“修正的條件說”,通過對條件與結果的理性判斷,在消極的原因并存一案中,排除了甲的行為,即車輛的剎車系統完好,損害結果將會發生,排除了乙的行為,即乙當時及時剎車,損害還是會發生,那么甲與乙的行為都與之有因果關系,修正的條件說從理性上判斷因果關系,是可取的。

            參考文獻:

            [1]周光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J].江海學刊,2005(03).

            [2]儲槐植,汪永樂.刑法因果關系研究[J].中國法學,2001(02).

            [3]張小虎.論刑法上典型異樣因果形態的因果關系特別判斷[J].學術月刊,2017,49(11).

            [4]莊勁.客觀歸責理論的危機與突圍———風險變形、合法替代行為與假設的因果關系[J].清華法學,2015,9(03).

            [5]陳聰富.因果關系與損害賠償[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6]程嘯.受害人特殊體質與損害賠償責任的減輕———最高人民法院第24號指導案例評析[J].法學研究,2018(01).

            [7]楊緒峰.條件說的困境與結果歸責的類型化[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5(04).

            作者:孫盈

            相關期刊推薦:《法學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法學研究編輯部編輯、法學研究雜志社出版的法學刊物。前身是中國政法學會1953年創刊、1957年停辦的《政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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