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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歷史劇觀的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

          學術期刊發表網 位置:文史論文 時間:2021-01-04 10:10 (12)

          摘要:摘要: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風格經歷了從早期的浪漫主義到后期的現實主義的變化,晚期的作品有一定喜劇色彩,在歷史劇主人公的選擇以及對歷史性的重現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變化。

            摘要: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風格經歷了從早期的浪漫主義到后期的現實主義的變化,晚期的作品有一定喜劇色彩,在歷史劇主人公的選擇以及對歷史性的重現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變化。郭沫若的歷史劇觀的形成受泛神論和現實主義悲劇史觀的影響,秉持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方針。郭沫若歷史劇觀的發展變化表現了他歷史劇觀的不斷完善和創新,也彰顯了他逐步把握了歷史劇的精神內核,其作品具有較強的戰斗性和開創性。

            關鍵詞:郭沫若歷史劇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悲劇和喜劇

          郭沫若歷史劇觀的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

            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風格宏觀上是從浪漫主義逐漸轉向現實主義,后來又發展為二者相結合,其歷史劇觀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具體來說,他對于歷史劇主人公的選擇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考量,對歷史真實性的態度非常重視,關于歷史劇結局的處理方法也實現了由悲到喜的轉變。他的歷史劇觀在不同時期都有一定量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背后的原因是多層面的。有哲學觀和文藝思想的影響,有個人經歷和實踐的影響,也有時代背景和政治局勢的影響。探究郭沫若歷史劇觀的轉變,可以感受其作品的戰斗性和開創性。歷史劇的創作由來已久,數量眾多。人們普遍認為歷史劇要選取過去發生的真實事件,強調歷史真實性。而郭沫若認為,歷史劇的核心應該是劇,然后才是史,歷史劇創作是藝術作品而不是教科書,但是歷史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歷史劇的創作要對權威史料進行充分研究,在此基礎上選取有典型性、矛盾性的事件及人物。創作中要把握應有的歷史真實性,在此基礎上融入作者的想象和虛構,為歷史劇增加藝術性和表現力,再現彼時的社會風貌[1]296-301。歷史劇觀在歷史劇創作中形成,并對創作起指導作用。郭沫若的歷史劇觀不是孤立的、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交互的。

            一、郭沫若歷史劇觀的變化

            1.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

            廣義的戲劇可以看作是詩歌的一個種類,郭沫若熱衷于詩歌創作,在藝術表現中有比較多的抒情成分。郭沫若早期歷史劇的代表作《王昭君》《卓文君》《聶嫈》,完成于20世紀20年代,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他這一時期的歷史劇創作強調主觀精神,注重表現自我人格和自我心靈,不是對現實世界進行細致準確的觀察和刻畫,而是將內心的沖動化作熱烈的宣泄,這也是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重要特征。到了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完成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等作品,這些作品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但這并不是說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突然轉向了現實主義創作,只是在這個階段有了一定的變化。其中期歷史劇創作主要表現為悲劇史劇觀,之所以在中期提出他的悲劇史劇觀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他的作品臻于成熟,具有一定代表性。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文藝上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在精神實質上,有時是很難分別的。前者主情,后者主智,這是大體的傾向。”[2]“創作歷史劇應該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我們總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追求歷史真實,實事求是,然后進行加工、想象和夸大。”[3]縱觀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理論,早期以浪漫主義為主,中期的悲劇創作以現實主義為主,晚期則轉為二者相結合??梢哉f,郭沫若在逐步掌握科學世界觀的過程中,創作思想也不斷發生著變化,從追求個性解放逐步轉向追求階級和人民的解放。在后期的創作中,郭沫若更加注重以歷史劇服務于現實,借古人表現自我的方法在創作中相對減少,其歷史劇的主題意蘊更符合時代特征。

            2.歷史劇主人公的選擇

            郭沫若常以歷史人物為題材進行創作,歷史劇的主人公如何選擇,是歷史劇觀的一個重要體現。早期郭沫若的人物選擇主要是女性,著力表現具有反叛特點的人物形象,目的是讓廣大女性能夠受到熏染,沖破封建枷鎖[4]。在抗戰時期,郭沫若對于傳統悲劇理論有所突破,認為應考慮時代因素。他的中期歷史悲劇多取材于戰國時期,這不是隨意而為,是因為在新舊兩種力量的更迭和斗爭中才能形成悲劇背景,而戰國時期正是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重要階段[1]340-342。另外,悲劇人物大多選擇敢于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目的是讓主體在毀滅后達到另一種境界,使人格完善和美化,具有鮮明的悲劇意義,旨在表現中華民族對黑暗統治的反抗。

            3.對歷史真實性的重視

            隨著郭沫若歷史劇觀的不斷發展,他對于歷史真實性的重視程度也發生了變化。郭沫若早期的核心歷史劇觀為浪漫主義歷史劇觀,主要思想內涵為“今即是古”和“我即是古”[5],這是他的歷史劇觀形成的起點,認為過去與現在只有形變而沒有質變。郭沫若借古人之口表情達意,在歷史事件中尋找與現實生活相聯系的素材,然后進行歷史劇創作,運用主觀感情支配劇情走向和人物形象,因此,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對歷史真實性的重視程度不高。郭沫若中期和晚期的歷史劇創作,逐步追求歷史真實性。他的歷史劇悲劇觀形成于20年代,到了40年代趨于成熟,主要體現在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去闡述自己的歷史劇觀,沖破早期泛神論思想的禁錮,在這里就著重強調了歷史真實性。歷史劇悲劇觀成為他歷史劇觀的核心,其特點可以概括為革命性、實踐性和歷史性。這一時期,其歷史劇創作十分注意對歷史材料的把握,他在撰寫歷史劇之前大量地搜集歷史材料,并強調對于人物、心理、時代、制度等都要有正確的了解[1]297,決不能忽視歷史研究。郭沫若晚期歷史劇觀主要強調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把歷史真實性和藝術真實性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從客觀角度看,郭沫若在這一時期的歷史劇創作過程中,努力追求歷史真實性和藝術真實性的合理結合。以歷史劇《武則天》為例,寫作前他研究了《舊唐書》《新唐書》等多部歷史典籍,還研究了已有的話劇劇本,力求有理有據地為武則天翻案[6]425-428。不過態度是一方面,實際操作中還是出現了一定問題。

            4.由悲劇到喜劇

            郭沫若晚期的歷史劇創作相比早中期的作品,表現出喜劇傾向,作品結尾沒有出現核心悲劇人物的流血犧牲。郭沫若在談到《蔡文姬》的創作時,也說它既是悲劇又是喜劇[3]。郭沫若的歷史劇是在悲劇中有喜劇的色彩,意在給人以光明和希望,揭示出新生力量必將戰勝黑暗。這有別于那種掩蓋社會真相,違背歷史趨勢的“大團圓”作品。這個時期郭沫若在歷史劇創作中的轉變,與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歷史劇觀是分不開的,這種喜劇傾向帶有積極浪漫主義的印記,順應了時代潮流。

            二、影響郭沫若歷史劇觀變化的因素

            1.豐富的哲學思想積淀

            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義歷史劇觀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與他的哲學思想、文藝觀、文學積累、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密不可分。郭沫若早期汲取多家哲學思想,經過了內化,形成了豐富而獨特的見解。其中莊子對他的影響很深,“起初是喜歡他那汪洋態肆的文章,后來也漸漸為他那形而上學的思想所陶醉。這嗜好支配了我一個相當長遠的時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經謳歌過泛神論,事實上是從這兒濫觴出來的。”[7]郭沫若的浪漫主義歷史劇觀還受到了外國文藝思想的影響,他對泰戈爾和歌德無比熱愛,所以本來有泛神論傾向的郭沫若便與有這種傾向的加皮爾和斯賓諾莎產生了思想共鳴[6]5。借助這些理論,他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進行創作,這與他的浪漫主義的歷史劇觀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早期作品在人物的選擇上,都是作者偏愛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過度的自我表達弱化了歷史的真實性。

            2.現實主義悲劇史觀

            抗戰時期郭沫若從早期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轉變為以悲劇觀為核心的歷史劇觀,這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瓜分中國的消息傳來時,在解剖室的郭沫若便構思了一出驚心動魄的悲劇[6]42,這可能是他悲劇創作的萌芽。到1920年,由于受到希臘悲劇家以及歌德等人劇作的影響,他產生了創作詩劇的沖動[8]273。1923年,在歷史劇《王昭君》完成后,郭沫若提出了將“命運悲劇”轉化為“性格悲劇”,這里其實已經開始由悲劇的創作思想上升到悲劇觀的理論高度。命運悲劇,是將悲劇歸結為不可控的“神”,而郭沫若所提出的性格悲劇是對人物性格的肯定,著重揭露社會黑暗,帶有唯物主義色彩。1924年開始,郭沫若著手翻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6]82,這是一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論著。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了解,郭沫若堅信馬克思主義將改變這個時代,他的世界觀也發生了變化,對文藝的見解也有所轉變。“純文藝”在郭沫若看來已顯得幼稚,他開始傾向于把文藝活動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1]136-146,加上親身經歷“五卅”慘案[8]145-146,1925創作的《聶嫈》便具有了社會悲劇的色彩。北伐戰爭開始之后,郭沫若投入現實革命斗爭,并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也是形成他中期悲劇史觀的基礎。“皖南事變”以后,國民黨反動政府由消極抗戰走向積極反共,對戲劇審查特別嚴格,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話劇是無法通過審核的。這一時期,郭沫若完成了六部歷史劇的創作。正是因為時代原因,要選擇仁人志士為主人公,運用歷史題材來影射現實,讓廣大民眾認識到藝術創作的使命,鼓舞斗志。經過十幾年的歷史研究和創作實踐,又掌握了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美學,他此時的悲劇史觀更趨成熟,同時,他并沒有舍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其晚期作品依然有所體現。

            3.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方針

            創作晚期,郭沫若在歷史劇觀方面主要強調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他對歷史劇觀有著多方面的論述,提出寫歷史劇的首要條件就是正確的評價歷史。新生的中國,舊思想的荼毒還很深,新思想出現的時間短,新觀點還沒有確立。他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不能輕易蓋棺定論。郭沫若一直延續著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他從內心更偏愛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所以當浪漫主義被肯定,他是非常激動的。20世紀60年代,郭沫若針對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這一創作方法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撰寫了大量論文。在這個時期創作的兩部歷史劇,也體現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創作風格。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文藝界“左”傾思潮泛濫時期,基于當時的文藝政策,郭沫若的歷史劇觀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和制約。

            三、評價郭沫若歷史劇觀的變化

            1.戰斗性和開創性

            郭沫若早期創作浪漫主義色彩突出,其間的劇作都是在“五四時期”這個時代背景下產生的,順應了反帝反封建的潮流,有其積極意義。正是因為浪漫主義的引導,才使劇本具有飽滿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郭沫若的歷史劇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他的劇本具有時代精神,揭露了社會黑暗。他用創作實踐宣揚了歷史劇教育群眾和鼓舞群眾的社會功用,其作品與當時令人消沉萎靡的“文明戲”形成了鮮明對比,郭沫若在這一特殊時期走出了一條戲劇創作的新路。“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早期歷史劇創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大膽引進西方戲劇的創作經驗,在追求詩意、選材立意和藝術手法等方面進行了創新。

            2.不斷完善的歷史劇悲劇觀

            亞里士多德時代就有了悲劇理論研究。17世紀至19世紀,經過高乃依、萊辛、狄德羅、黑格爾、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持續研究,逐步形成完整的悲劇理論體系。隨著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變化,郭沫若的歷史劇悲劇觀也在不斷完善,這種變化的意義是巨大的。郭沫若的悲劇觀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特別提出要寫社會悲劇而不主張寫命運悲劇,還指出不論寫何種類型的悲劇都必須揭露相應的社會根源。郭沫若在《由〈虎符〉說到悲劇精神》中,論述了悲劇的產生條件、價值和作用,還創造性地提出了“悲劇精神”,這是一份關于悲劇史劇觀的理論綱領[2]。郭沫若的歷史悲劇美學觀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為他進行抗戰時期歷史悲劇的創作指出了方向。悲劇沖突應該是郭沫若悲劇史觀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將辯證觀點引入自己的理論當中,認為悲劇沖突的產生是因為能夠推動時代向前發展的勢力還很稚嫩,而落后的舊勢力還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生力量經歷挫折具有歷史必然性,這種悲劇沖突的意義比喜劇更強,可以引導受眾化悲憤為力量。他用辯證的觀點從社會的、階級的角度論述悲劇觀,同時肯定了悲劇的戰斗性,指出了其特殊的戲劇價值和教育意義。

            3.逐步把握歷史劇的精神內核

            不論是在歷史劇創作中,還是在歷史劇觀形成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歷史和現實的關系一直是郭沫若不斷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在前期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影響下,郭沫若在實際創作中對歷史與現實的處理表現出明顯的主觀隨意性。到了中晚期,關于如何處理歷史和現實的關系,郭沫若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從藝術實踐和理論建設層面提高認識。在此過程中,“借古鑒今”的歷史劇觀可以看作是郭沫若相關創作實踐的理論概括,也是他創作歷史劇的靈魂和目的,旨在讓廣大民眾獲得情感上的共鳴,并構想出理想生活和圓滿結局,進而為之努力奮斗。郭沫若開創了以歷史劇為武器服務現實斗爭的傳統,是“五四”以來無產階級思想引導下產生的新文學戰斗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郭沫若提出要把藝術性擺在創作的首位,不能將歷史、歷史研究和歷史劇混為一談。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而歷史劇創作應該是“失事求似”,歷史學家挖掘歷史精神,而史劇家發展這種精神[1]296。歷史劇創作不應拘泥于具體史實,為表現古今相通的歷史精神或普遍永恒的美,進行藝術虛構是必要的。郭沫若的歷史話劇和抒情戲劇的創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話劇的繁榮作出了貢獻,對中國歷史劇實踐和發展的影響極其深遠。結語郭沫若是文學家和史學家,多重的知識積累使他不僅提出了諸多新的歷史劇觀命題,而且運用唯物主義史學觀和美學觀進行了闡述。雖然在他的歷史劇觀變化過程中偶有矛盾沖突,但相比西方的戲劇理論研究者以及同時代的國內戲劇理論家,郭沫若歷史劇觀的體系更加完備,且觀點豐富而深刻。談到郭沫若歷史劇對當前戲劇發展的意義,最關鍵的就是創新和變革。劇作家在進行戲劇創作時,要改變原有的思維模式,創造性地研究人和事,多層次把握生活內涵,不斷進行創作實踐和總結。

            參考文獻:

            [1]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C]//.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2]朱青.郭沫若同志談《蔡文姬》的創作[J].戲劇報,1959(6):14-16.

            [3]鄧穎超.為郭沫若先生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與五秩之慶致祝[N].新華日報,1941-11-16(03).

            [4]郭沫若.獻給現實的蟠桃———為《虎符》演出而寫[C]//.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56-59.

            作者:田墨

            相關期刊推薦:《文學評論》(雙月刊)創刊于195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镏匾晫π聲r期文學成果的研究和評論,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學研究工作者,為繁榮文藝,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主要發表關于文學理論、中外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研究和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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